英語的吸引力？
英語的吸引力？
如果認為英語之所以能夠通行全球，是因為它對于外國人有一種內在的吸引力，那就大錯特錯了。大部分人說英語，絕不是因為他們很樂意幫助那些懶得去學習外國語言的美國人或者英國人，信不信由你，他們學習英語其實是因為這是一門能夠幫助他們在世界各地通行無阻的語言。也許他們愿意在T恤和購物袋上放幾個英語單詞，但這并不表示工作完回家之后他們還愿意用英語來聊天。
來到阿姆斯特丹、安特衛(wèi)普或者奧斯陸，你會發(fā)現幾乎每個人的英語都說得非常棒，但是如果去當地的書店逛逛，你會發(fā)現里面英語書很少。其實，大部分人還是喜歡看用母語寫的書，他們也更愛看以母語制作的電視節(jié)目。比如，在荷蘭和比利時的海濱城市生活的人，大部分都能說英語，而且也能收看到英國電視臺的節(jié)目，但他們還是寧愿看當地電視臺制作的節(jié)目，即使這些節(jié)目的質量比不上英語節(jié)目。
同樣，天空電視臺（Sky TV）和超級電視臺（Super Channel）這兩大面向歐洲的英語電視臺在初期曾經在西德獲得過成功，但一等到有其他競爭者開始制作和他們類似的節(jié)目，并以德語配音，這兩家制作英語節(jié)目的電視臺收視率立刻降到1%，這大概是生活在西德的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這一事實直接表明，那些德國觀眾盡管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但還是更喜歡看德語電視節(jié)目，這也是很正常的吧？
在很多地方，英語都是殖民主義的標志。以印度為例，那里只有不到5%的人以英語為日常用語，這個國家的憲法還是用英語寫成的，但他們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對這門語言的崇拜，而只是從實際角度出發(fā)。這是一個有著1652種方言（其中15種是官方語言）的國家，使用每一種語言的人口都不超過16%，以中立的英語作為這個國家的第二語言顯然是非常實用的做法。
馬來西亞情況類似，馬來西亞的母語包括泰米爾語、葡萄牙語、泰國語、旁遮普語、12種中國方言和12種馬來方言。在行政部門，人們一般使用馬來語，做生意的時候講漢語，而在專業(yè)技術領域和教育界則使用英語。
近年來，這些國家都已經決定要逐步停止使用英語。印度曾計劃在1980年之前取消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自20世紀70年代起，馬來西亞和尼日利亞也作出了同樣的決定。
將一種語言作為國際通用語言其實是有顯而易見的好處的，不管這種語言是英語還是馬來語，或者色雷斯-弗利吉亞語（Thraco-Phrygian）。在各種語言間進行翻譯是一項耗資巨大又費時的事情。
歐盟1987年所做的一項內部調查顯示，每翻譯一個單詞需要支付15美元，每翻譯一頁文件需要花費500美元，歐盟有1/3的雇員在從事文書和演講翻譯工作。支付給筆譯和口譯人員的費用在1987年達到了7億美元，在所有管理成本中名列第三。
每次有新成員加入歐盟，比如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會帶來新的翻譯問題。因為按照《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的規(guī)定，每個成員國的語言都必須受到平等對待，但即使是在布魯塞爾這種使用多種語言的地方也很難找到一位能把德語翻譯成葡萄牙語，或者把丹麥語翻譯成希臘語的譯員。
另一個迫切需要國際語言的原因是誤譯發(fā)生的頻率較高，且后果嚴重。比如，1905年俄國和日本簽訂了一款條約，條約使用的是法語和英語，條約的制定者以為英語中的control和法語中的contrôler含義相同，殊不知英語中的control是“控制或者掌權”的意思，而法語中的contrôler卻是指“監(jiān)督、檢查”，結果這個條約最后幾乎無法達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日本的官方新聞機構同盟社（Domei）有一次將mokusatsu這個詞翻譯成了ignor（忽略，其實這個詞的含義是“等我們有時間更仔細地考慮之后再做答復”），這險些將日本拖入更深的戰(zhàn)爭泥沼。
這兩個詞語意思相差其實非常大，但是日語就是很容易引起這樣的誤讀，因為日語詞匯的含義非常豐富而復雜。實際上，早就有人指出，由于這兩種語言在功能上的巨大差異，我們幾乎不可能對日語和英語進行完全對等的翻譯。比如在日語中，人們認為一個句子最后突然出現一個非常華麗的詞藻是不禮貌的行為，但在英語中人們認為這是口才好的表現。
做生意或者進行政治談判時，講英語的人更愿意直奔主題，而日本人卻由于文化上的特性更傾向于迂回婉轉，很少直接說行或者不行。當一個日本人說Kangae sasete kudasi（讓我考慮考慮）或者Zensho shimasu（我會盡最大的努力）的時候，其實他的意思是“不行”。這已經讓很多商人，其中還包括美國總統，誤解為雙方已經達成共識，但實際上這只是他們一廂情愿而已。
這種語義上的細微差別和模棱兩可也會影響到日本人自己。英國政治家約翰·大衛(wèi)·莫利（John David Morley）在《水路貿易的前景》（Pictures from the Water Trade）中就曾經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時，裕仁天皇在廣播中宣布日本投降時，就有意使用了非常模糊、晦澀難解的詞語，以至于盡管普通民眾聽得很認真，但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么。
1988年，一位名叫井上和久的議員敦促政府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制定一些方法使議會辯論中使用的語言不要太過于晦澀、含糊。日本人這種避免直接發(fā)表觀點的習慣還讓他們贏得了“狡猾的日本人”的“美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