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的文字游戲

莎士比亞的文字游戲

英語不斷變化的結構使作家們在表達自己的想法時擁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沒有一位作家比莎士比亞更好地利用了這種自由。他樂于隨心所欲地把名詞當動詞、副詞、名詞性實詞甚至形容詞。他經(jīng)常用別人從未嘗試過的方式，他甚至把副詞當做形容詞來用，比如《亨利四世》中的that bastardly rogue（那個雜種惡棍），那個時候能這樣用肯定讓人覺得非常新鮮，當然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習以為常了。他還創(chuàng)造了語法上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的詞組，比如breathing one's last（咽下最后一口氣）或者backing a horse（騎在馬背上）等。

從來沒有一個語種的作家能像莎士比亞那樣充分靈活地使用語言。僅他自己創(chuàng)造的詞匯就高達2000個左右，這是一個多么驚人的數(shù)字。不僅如此，他還創(chuàng)造了數(shù)不清的表達方式。在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語言方面，無人能出其右。我們來看看他發(fā)明的一些詞組：one fell swoop（一拳重擊）、in my mind's eye（在我的想象中）、more in sorrow than in anger（憂而不怒）、to be in a pickle（在困境中）、bag and baggage（徹底的）、vanish into thin air（不知去哪）、budge an inch（讓步）等。

他具有如此豐富的想象力，能在一個句子中放進兩個活靈活現(xiàn)的詞組。比如《哈姆雷特》中就有一句：“Though I am native here and to the manner born, it is a custom more honored in the breach than the observance.”（雖然我是本地人，從小就很習慣當?shù)氐娘L俗，但是破壞這些風俗似乎比遵守它們更體面。）他甚至能夠?qū)⒏鞣N隱喻巧妙地融合到一起，游刃有余地抒發(fā)其意，就像他曾寫道：“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要么拿起武器，面對各種困難。）

有時候一想到如果不是莎士比亞兩位忠實的追隨者：演員約翰·亨明（John Hemming）和亨利·康德爾（Henry Condell），費盡千辛萬苦地在他死后第7年出版他的作品集，即1623年出版的、著名的《第一對開本》（First Folio），那么莎士比亞的16部戲劇也許將無緣與我們見面，這簡直可以讓人嚇出一身冷汗。遺憾的是他的兩部作品《卡登尼歐》（Cardenio）和《愛得其所》（Love's Labour's Won）已經(jīng)散失，與我們緣慳一面了。

莎士比亞的手稿一篇都沒有留存下來，喬叟的也是，我們無法確知現(xiàn)在所看到的作品集和原作有幾分相似。亨明和康德爾想盡一切辦法去尋找有關莎士比亞的資料：印刷商的手稿、演員的提詞本，甚至其他演員對莎士比亞的回憶。但是從其他作家作品的遭遇我們可以猜到，他們手頭的劇本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很大的變動。

當時印制莎士比亞作品的一位印刷商叫理查德·菲爾德（Richard Field）。從現(xiàn)存的手稿中我們得知，菲爾德印制詩人約翰·哈林頓（John Harrington）的作品時，就改動了上千處拼寫和短語。莎士比亞的作品可能也無法幸免，特別是，莎士比亞本人似乎對死后的作品境遇也并不關心，這一點真不可思議。據(jù)我們所知，他從來都懶得去保留自己寫下的任何一首詩或者一出戲，所以有人據(jù)此認為這些作品并非出自他手。

莎士比亞之后，英語有了更多微妙的變化，其中一個就是動詞進行時的出現(xiàn)。當我們說What are you reading時，莎士比亞可能只會說What do you read。如果讓他說出I am going、I was going、I have been going或I will（or shall）be going之間的區(qū)別，肯定會遇到不小的麻煩。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進行時的被動語態(tài)，比如The house is being built這個句子。當然，這些并不會難倒他，因為他具有豐富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

即使是在最鼎盛的時期，英語在很多方面仍被認為是一種次等語言。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和培根的《新工具論》（Novum Organum）都是以拉丁語刊行的。托馬斯·摩爾爵士（Sir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也是以拉丁語寫成。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用拉丁語完成了他的關于血液循環(huán)的論文（寫于1616年，莎士比亞逝世的那一年）。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先以法語完成了自己的史論，然后再翻譯成英語。正如鮑和凱布爾指出的：“用英語來進行學術研究或創(chuàng)作只能是試試而已。”

不僅如此，在莎士比亞時代，英語還沒有征服不列顛諸島。它只是在英格蘭和蘇格蘭低地使用，還沒有進入威爾士、愛爾蘭、蘇格蘭高地及其他小島，多年之后英語才完成這一征服。但是就在20世紀，英國選出了一位母語非英語的首相，即母語為威爾士語的大衛(wèi)·勞合·喬治（David Llyod George）。1582年，學者理查德·馬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就曾悶悶不樂地寫道：“英語還只是個微不足道的語言，只在我們這個小島上流傳，還根本沒有流傳到其他地方。”

他絕對沒有料到，不到10年，英語將被帶到美洲新大陸。在那里，它將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