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法語兩樣情

一種法語兩樣情

盎格魯-諾曼語與巴黎人所講的標準法語在幾個方面有著不同之處。首先，巴黎法語，即所謂的法蘭西語（Francien），很少有w這個音。所以，巴黎人唸quit、question、quarter等類似的單詞時，qu的u都不發(fā)音，只念k的音，而諾曼人則完整拼成kwit、kwestion、kwarter。

同樣，標準法語構(gòu)詞中的cha-結(jié)構(gòu)被諾曼人以ca-代替。所以就有了carry和charrier、cauldron和chaudron、cattle和chattel（英語中保留了chattel）。諾曼人使用的后綴是-arie和-orie，而法國人使用的是-aire和-oire，這樣英語和法語單詞才會有victory和victoire、salary和saloire的比較。盎格魯-諾曼語在August、forest和beast這樣的單詞中保留了s，而法蘭西語則逐漸用抑揚符號取代了s，比如Août、forêt和bête。

諾曼法語，就像之前的日耳曼語一樣，對英語詞匯的形成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英語中有大約一萬個單詞來自諾曼法語，其中的75%至今仍在被使用，比如justice、jury、felony、traitor、petty、damage、prison、marriage、sovereign、parliament、govern、prince、duke、viscount和baron等。

實際上，英語中與司法和政府有關(guān)的詞匯幾乎都來自法語，與貴族階級有關(guān)的詞匯也是如此，除了king和queen這兩個詞——這稍稍有點奇怪。同時，一些英語詞匯也進入了法語中。有時候我們根本搞不清楚是誰借用了誰的詞匯。比如，到底是英語借用了諾曼語中的aggressive，還是諾曼語中的agressif來自英語，還有英語中的intensity是否來自諾曼語中的intensité。

不過，在句法和語法等方面，諾曼人對英語的影響則沒有那么大。只有像court martial（軍事法庭）、attorney general（總檢查長）和body politic（政治體制）這樣的詞組反映出了法語中詞組的排列習慣。

由于英語還沒有成為官方語言，300年來它一直只在老百姓中使用。由于缺乏一種文化上的核心力來為英語設定一個標準，各個地區(qū)使用的英語就出現(xiàn)了很大的差異。巴伯（C.L. Barber）就曾指出：“早期的中古英語給人的印象是各種口音混雜，沒有在發(fā)音或者拼寫上有一個普遍的標準，語法和詞匯上也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最終，英語還是流傳了下來。

英語語言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它經(jīng)過長期的歷史變遷仍然得以流傳至今。回顧英語的發(fā)展史，會覺得英語失傳是一件無法想象的事情，但其實人們是很容易放棄自己的語言的，就像凱爾特人在西班牙和法國就放棄了自己曾經(jīng)所說的凱爾特語，而維京人在諾曼底也完全放棄了自己曾經(jīng)所講的斯堪的納維亞語，或者像意大利人、波蘭人、非洲人、俄羅斯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他們來到美洲后就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母語。

但是在不列顛，盡管歷史動蕩不安，英語卻存活了下來。這一點的確極具諷刺意味，英語曾經(jīng)被認為只是販夫走卒們使用的低賤語言，現(xiàn)在卻成為了這個世界上最重要、最成功的語言。

正是英語這種不受重視的地位，使它成為一種比較簡單、沒有太多復雜變化的語言。鮑（Albert Baugh）和凱布爾（Thomas Cable）就指出：“由于英語是下等平民的語言，使它在語法上的變化悄然進行，沒有受到任何阻礙。”我們已經(jīng)知道，在古英語中絕大部分動詞不僅變化形式復雜，輔音也會從一種形式變化到另一種形式，但是這些變化最終也得到了規(guī)范，只有一種變化保留至今，那就是從was到were。

這種簡化最直觀的例子來自《彼得伯勒紀事》（Peterborough Chronicle），這是彼得伯勒的僧侶們每年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生活的記錄。他們在1131-1154年這23年間一直在記錄每年所發(fā)生之事，直到國家發(fā)生動亂才停止。這一時期，英語正經(jīng)歷著重大改變。這本書的第一部分以古英語寫成，但是到了1154年，書中所用的語言已經(jīng)大大簡化，即沒有陰性和陽性之分，沒有了詞尾和動詞詞形的變化，拼寫也變得更加簡單。如果是現(xiàn)代人讀到這本書，前半部分簡直就是外語，而后半部分才是不折不扣的英語。中古英語的時代自此開始。

幾件大事的發(fā)生也促成了這種語言的變革。一個是1204年諾曼底國王約翰輸給了法國國王。由于英吉利海峽將不列顛與歐洲分隔開來，諾曼底國王開始認為自己并非法國人，而是英國人。諾曼人和不列顛人的通婚也大大促進了這一想法，這種結(jié)合生下的孩子從他們的父親那里學會法語，但從自己的母親和保姆那里卻學會了英語，而且他們覺得說英語更舒服。我必須澄清一點，諾曼人對英國人并沒有敵意，征服者威廉也力圖學習英語，盡管沒有成功，但也從來沒有試圖扼制過英語的發(fā)展。

慢慢地，英語開始占據(jù)主導地位。法語仍然還是上層社會使用的語言，直到1362年，召開議會時使用的仍是法語，宮廷中使用法語的時間更長，但只是在正式場合——就像在天主教堂中使用拉丁語一樣。這兩種語言并存了很長一段時間，至少在英國詩人喬叟生活的時期還是這樣。

巴尼特（Barnett）就發(fā)現(xiàn)，溫莎學院的院長給亨利四世寫信的時候會無意識地同時使用英語和法語。這是在1403年，喬叟死后的第三年，很顯然，這個時候法語仍沒有完全被廢棄，但已經(jīng)走到了盡頭。

到12世紀末，一些諾曼人的子女在上學之前仍然要學習法語。到14世紀末，牛津大學規(guī)定部分課程必須用法語教授，防止法語完全被棄用。這一時期的某些法庭文件的文法顯示，盡管判決是用法語陳述，但其思維方式完全是英式的。

只有有錢人才會送自己的孩子去巴黎學習那種時髦的法國中部口音，那時這種口音的法語基本上已經(jīng)是另一種語言了?！犊蔡夭坠适录肪秃芎玫刈C明了這一點，喬叟寫道其中一位小修道院院長講的是一種只在倫敦流行的法語，因為他不會說巴黎法語。

又粗俗又怪腔怪調(diào)的多喉音的盎格魯-法語已經(jīng)成為了巴黎人的笑柄，也成為了對流行于英格蘭的法語的最后一擊，也是最具諷刺性的一擊。諾曼貴族們不再愿意保留這種讓人瞧不起的語言（而且他們自己還講得不好），轉(zhuǎn)而更愿意講英語。這種意愿如此強烈，以至于1415年亨利五世在阿金庫爾召集部隊時竟用法語對英語的威脅來鼓舞士氣。

最后英語終于占了上風，盡管這時的英語顯然已與阿爾弗雷德大帝或者比德那個時候的古英語全然不同了。實際上，我們看不懂的古英語，喬叟也完全看不懂，因為古英語在諾曼人征服不列顛時期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它在語法上更加簡單，詞匯也大幅地增加了。比如，除了古英語中的motherhood，英語中現(xiàn)在又有了maternity；除了friendship，英語中又有了amity；除了brotherhood又有了fraternity等相近的詞匯。

斯堪的納維亞語和諾曼語的來勢洶洶使盎格魯-撒克遜語遭受沉重的打擊。據(jù)估計30000個盎格魯-撒克遜詞匯中有85%因為丹麥語和諾曼語的沖擊而消失。這就意味著只有4500個古英語詞匯被保留了下來，即《牛津英語大詞典》中總詞匯量的1%，而且這些詞是英語中最基本的詞，比如man、wife、child、brother、sister、live、fight、love、drink、sleep、eat、house等。這些還包括語言中比較簡短的“功能”性詞，比如to、for、but、and、at、in、on等諸如此類的詞。

因此現(xiàn)代英語書面語中至少有一半的詞源于盎格魯-撒克遜語。根據(jù)麥克拉姆引用的另一項研究結(jié)果，每100個最普通的英語單詞中就有1個源自盎格魯-撒克遜語。今天人們總是從本能上更愿意使用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語。西米恩·波特就曾經(jīng)巧妙地論述過這一點：“我們更愿意用hearty welcome，而不是cordial reception來表示受到的熱情款待。”

人們總是認為，英語的詞匯總量之所以如此龐大主要是因為它受到了不同語言的影響，但實際上，我們總是熱衷于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這才是更深層次的原因。這一點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早期詩作中就可見一斑，他們總是喜歡使用各種同義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即使不列顛并沒有再次遭到其他部落的入侵，其語言中肯定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同義詞。

因為其他語言的影響，英語獲得了極大的發(fā)展，這一點確實沒錯。但其實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其他語言中的詞匯能進入英語，更重要的原因是英語具有更大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