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簡化拼寫的功臣

誰是簡化拼寫的功臣

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說英語的人產(chǎn)生了同感。到18世紀末，人們開始希望建立一個有規(guī)律且可靠的拼寫系統(tǒng)。富蘭克林曾抱怨說，如果英語拼寫再不改革，那么英語單詞將不再能表達發(fā)音，到最后恐怕會成為單純的表意文字。富蘭克林在1768年出版了《更新字母系統(tǒng)及改革拼寫模式的方案》（A Scheme for a New Alphabet and a Reformed Mode of Spelling）。不過，他提出的這個方案需要另外再增加6個字母，所以，很難說這是一種簡化。

這個話題點燃了人們的熱情。《韋氏詞典》不僅大力推動了簡化拼寫，而且說服了國會使美國成為歷史上唯一一個把拼寫錯誤列入處罰制度的國家。

馬克·吐溫是另一個積極推行簡化拼寫的人，他對于拼寫的不規(guī)則倒是不介意，主要是不愿意寫那么多的字母。他迷上了一種由伊薩克·皮特曼（Issac Pitman）發(fā)明的速記字母表。皮特曼也是速記法的發(fā)明人，所以皮特曼稱速記為Stenographic Scoundhand，意思是速記法的音記。這個名字表明發(fā)明家似乎都不善于為產(chǎn)品命名。

馬克·吐溫在《簡化的字母》（A Simplified Alphabet）一書中提到，laugh這個詞需要14筆，但是laff也一樣[1]，寫字的人并沒有節(jié)省力氣。他又說，如果用速記系統(tǒng)，寫同一個詞就只需要用3筆?？墒牵瑢τ谝粋€外行來說，皮特曼的速記字母表看起來更像是阿拉伯語，所以自然無法流行起來。

不過，這種簡化運動并不是就此失敗了。實際上，到19世紀晚期，大西洋兩岸所有博學的人似乎都在呼吁改革拼寫，他們中不乏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詩人丁尼生（Tennyson）、作家柯南·道爾（Conan Doyle）以及《牛津英語大詞典》的首位編輯默里（James Murray），當然還有馬克·吐溫了。關于拼寫改革，感興趣的重量級人士竟如此之多，但是他們的影響力竟如此之小，真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

總之，“拼寫改革協(xié)會”如雨后春筍般地冒了出來。1876年，新成立的美國語言協(xié)會（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緊急呼吁要采用11個新拼寫的單詞：liv、tho、thru、wisht、catalog、definit、gard、giv、hav、infinit和ar。然而，他們是如何定下這11個詞，并且萬一這些詞沒有得到采用會發(fā)生怎樣驚人的事情就無人回答了。同年，美國拼寫協(xié)會（Spelling Reform Association）的成立，毫無疑問是受到了美國建國100周年慶祝活動的鼓舞。三年后，英國也成立了類似的協(xié)會。

1906年，著名慈善家安德魯·卡內(nèi)基（Andrew Carnegie）捐獻了25萬美元用于成立拼寫簡化委員會（Simplified Spelling Board）。該組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發(fā)行了一個單詞表，上面列有300多個原來有兩種常用拼寫方法的詞匯，比如ax和axe（斧頭）、judgement和judgment（判斷）等。這個單詞表確定，選擇較簡單的單詞為標準用詞。

該組織還努力推廣一些簡化詞的使用，通過他們頗具影響力的機構的支持，諸如catalog、demagog、program（最初的拼寫是catalogue、demagogue、programme）等詞漸漸得到了大眾的認可。根據(jù)評論家孟肯的說法，tho（即though）這個詞都差點被采用。羅斯福總統(tǒng)對推行拼寫簡化也非常投入，他令美國政府印刷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在印刷聯(lián)邦文件時一致采用簡單拼寫。有一段時間，文字的簡化儼然已經(jīng)步入正軌了。

然而，和很多事情發(fā)展軌跡一樣，拼寫簡化委員會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開始大踏步地進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或者說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改革。他們進一步推廣類似tuf、def、troble（trouble）、yu（you）、filosofy（philosophy）等十幾個看起來很不順眼的詞。他們的這種呼吁遭遇了極大的反對。就這樣，拼寫改革很快就褪去了顏色，與此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了，最慷慨的贊助人卡內(nèi)基也去世了，委員會之前的朋友也相繼離開，至此，拼寫簡化委員會的工作一路下滑，直至銷聲匿跡。